黄宏生：万物萌动，又是一年春来早

　　惊蛰过后，万物萌动。农耕文明时代，农民们依据节气开始从事春翻、施肥、灭虫、植树造林等农事活动。在我四年多下乡知青的岁月中，曾经当过近一年时间的生产队队长，对于耕田的事宜都不陌生。

　　1976年初，我从黎母山林场被选拔到海南路线教育工作队，派到琼海县泮水公社黄坭岭生产队当队长，主要负责粮食生产。琼海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一个充满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地方。无论是闹革命，还是抓生产，琼海女人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近海，男性劳力大都随船去远洋捕鱼，农田里的活计主要靠妇女下田。

　　那时农民的生活贫穷，虽然靠海，也没什么盐可吃。只能买一些渔民腌鱼用剩的盐水，两分钱一担，农民买了挑回家里，每次吃饭时放一点点，让饭有点咸味。从黎母山那深山老林里出来，到了琼海后我并没有感觉出有多苦，以前吃得苦多了，就不觉得苦是什么滋味了，年少时多一些磨难也不尽是坏事。直到今天，我都这样认为：下乡四年多的苦难，锻炼了我的韧性、勇气和主动意识，积累了一些与人相处的经验，也成为我创办企业文化理念的根源。那么艰苦的四年多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的呢？

　　每天鸡叫三遍，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我作为生产队长需要第一个到村口的大树下“铛铛”地敲钟，之后社员们三三两两的从家里出来，等人到齐后一起下田干活。虽然来到黄坭岭生产队的时间不长，但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没有所谓知青的架子，与社员们没有什么隔阂，熟悉过来以后，我的威信自然就树立起来了。

　　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却感觉拥有了全世界，现在什么都有了，又老感觉缺些什么。那时中国与美、苏两大集团的关系都不好，在国际社会中很受孤立，国内延续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我们这些教育工作队队员就肩负着白天带领妇女下田劳动，晚上进行路线教育传达，批判一些错误的政治思想。

　　春天的夜越来越短，我的睡眠也变得少了，无论白天劳作有多累，我总能早早醒来。春夜无眠，无眠的不是长吁短叹，自暴自弃，而是沉下心来把自己真正当成一个农民，去熟悉插秧、薅草、施肥、收割等农活。

　　相较于来黄坭岭前的黎母山林场，农村平静、单一的生活更能抚平我心中的焦虑。那时林场很多知青，凡是家里有点关系的人，大都招工回了城，红二代或者社会关系好点的甚至都能去参军，或者推荐去了工农兵大学，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没有背景的人还在那里干活。不甘心留在林场的知青，感觉继续留在林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选择逃回城里，流浪街头或是找点散工。

　　每次收工回到茅舍，看着同伴离开后空出的一张张床铺，自己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我一度陷入度日如年、焦虑不安的状态，怀疑先前的努力、积极表现都白费了，拼搏奋斗也失去了意义，人生那还有未来和前途可言啊！

　　好在一番挣扎之后我没有迷失未来的方向，很明晰的一点就是不能虚度光阴。无论有多累每天坚持写日记，看《十万个为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读物，复习中学课程。我想只要不放弃希望，自己终有出头的那一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经过辛勤的耕耘，当年泮水公社的粮食获得大丰收，比往年增收了近一倍。社员们欢欣鼓舞，交完公粮以后，还能换一些副产品改善生活。我的人生也迎来重大的转折，困扰多年无法入党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一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力排众议，亲自为我当起入党介绍人，让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底我从“红色琼海”返回了黎母山林场，因为在琼海农村的优异表现，接受过“红色洗礼”加入了党组织，我得以从原来的黎母山林场团委副书记的岗位提拔为第三分场的党支部书记兼场长，迎来后续命运的一系列转机。在这之后，我考上大学，留在广州工作，后又下海创业，成立创维、开沃……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再开。”春天的风总会给人以希望，带来万物复苏的消息，唤醒沉睡、蛰伏的生命和力量。在这个春天里，给自己内心播下一粒希望的种子，赋予它生长的能量，一定会等来人生、事业的转机，成就一个收获的季节。